1、地利--成功的鑰匙

地利是商業(yè)成就的必要條件，地理要素決定了事業(yè)的半徑與天花板。

(相關資料圖)

阿里巴巴在杭州、騰訊在深圳、攜程在上海、央視在北京，均有其地理的必然性-- 因為這些城市與企業(yè)的核心業(yè)務高度匹配，分別是商業(yè)、創(chuàng)新、服務和政治資源的制高點。

歷史上的著名商幫，譬如晉商、徽商和廣州十三行，其崛起和輝煌都離不開地利這一必要條件 -- "喬家大院"的主人喬致庸、紅頂商人胡雪巖、以及執(zhí)掌怡和洋行的中國前首富伍秉鑒，他們將地理優(yōu)勢和政府的特許經營權巧妙結合，充分利用價格、信息、和資源的不對稱，進行信用套利；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旦政府改變了游戲規(guī)則(比如允許多口通商，或重組錢莊、鹽引行業(yè))，其比較優(yōu)勢會迅速隕落。

人無法選擇時代，但可以選擇地方-- 如果你能生活在13世紀的威尼斯、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或19世紀的倫敦，你會很幸運；相較于其它地方，這些城市既是交通樞紐，又是貿易中心、文化中心，你能享受到的不僅有各國產品、還有豐富的商機和多樣性的文化。全球市場有網絡效應，買家、賣家互相吸引，如同滾雪球，而貨幣、語言和文化也同樣有網絡效應，造成贏家多吃，會進一步鞏固這些商業(yè)中心的領袖地位，使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難以被超越、更難被取代。在這些地區(qū)尋求生意機會，相對容易；而離開這些地方另謀商業(yè)發(fā)展，則難度要大得多。

一個地方，一旦具有獨特的資源，就能擁有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中東的石油、巴黎的奢侈品、美國的華爾街、硅谷和好萊塢、海南的旅游、澳門的賭彩和香港的金融業(yè)，均已成為地方品牌、地緣特色。人們的事業(yè)如能結合本地優(yōu)勢，就可能產生放大效應，事半而功倍。譬如，想從事風險投資，應該去硅谷，而想要拍電影，該去好萊塢；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行之，則有可能既在硅谷拍不成電影，又在好萊塢做不好投資。

地理要素決定了事業(yè)的半徑和天花板 -- 東南亞、非洲的經濟分別是中國的20%，而拉丁美洲經濟則約是中國的四分之一；那里人口結構年輕化，消費市場有很多增長空間，但想在那里創(chuàng)造出阿里巴巴或騰訊級別的超級獨角獸，恐怕是天方夜譚，因為其經濟體量(一定程度上也是地理限制)決定了創(chuàng)業(yè)的天花板，這也是不少"出海"創(chuàng)業(yè)、投資的朋友無法獲得理想結果的重要原因。

據我們估算，過去10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約七成來自一個國家-- 美國；不夸張地說，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占了全球約30%的貿易順差，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國，貢獻了全球近一半的貿易逆差，在世界貿易里，中美是一對難以割舍的伙伴。中、美又是全球增長的兩個火車頭 -- 兩國占了全球經濟近40%，并在過去10年里貢獻了世界近一半的增長、以及超過七成的科技獨角獸；不幸的是，這兩個超級大國已開啟了沖突模式，無論結果如何，一定會沖擊全球經濟和政治生態(tài)；我們如何做好地理的選擇，來對沖這一"灰犀牛"的風險? 相信在很長時間里，這都會是我們人生規(guī)劃的重要考量。

在中國的版圖上，東西移動相對容易 -- 在同一個緯度，氣候相似；而南北移動，因為要經歷不同緯度，氣候差異很大，會大大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比如從東北搬遷到海南島。歷史上，大運河整個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格局，"在隋之民不勝其苦，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使中國的人流、物流從原來依托黃河、長江而進行的東西移動，變成了依托京杭大運河的南北移動。到了近代，從西向東移動，代表內陸文化向海洋文化的遷徙，從封閉轉向開放；而從北向南移動，則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跨越，比如大量原東北體制內的工作人員遷徙到了海南島從事服務行業(y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無論東西、還是南北，每一次遷移，不僅會帶來新的天然環(huán)境、不同的人文氛圍，甚至會重啟你的人生軌跡。

地理環(huán)境蘊含著需求，也代表著事業(yè)發(fā)展的方向-- 如果僅看中國前十大城市，其GDP總額占全球第八，總人口為全球第五，這本身已是一個足夠大的中高端市場，有足夠的空間在某些垂直領域里創(chuàng)造出超級獨角獸。此外，國際上把人口超過300萬的城市稱為"超級城市"-- 美國僅有三個"超級城市"，而中國卻有超過180多個! 每個"超級城市"都是一個人口中心(population center)，都有衣食住行、吃喝快樂的巨大需求，都是創(chuàng)業(yè)和投資的潛在機會。

地理會催化人生的轉型，有時看似惡劣的環(huán)境，卻可能是"化妝的祝福" -- 譬如王陽明得道的龍場、被稱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流放蘇東坡的黃州(現湖北黃岡)，當時自然環(huán)境都相當艱苦，但卻幫助規(guī)避了外界風險，營造了相對安定的小環(huán)境，為事業(yè)飛躍爭取到了難得的時間和空間，因而成就了一代豪杰和大師。

選擇一個地方發(fā)展，要適合你的特長、熱愛、脾氣、秉性、和人生目標，最合適的環(huán)境，往往能讓人生活得像呼吸一樣自然，如同好的愛情，不需互相遷就、也不必彼此改變，但卻能天長地久。如果你的生活理念和所處環(huán)境相匹配，每一天都會是享受；如果兩者不匹配，那每一天都會有沖突和掙扎。譬如，奧馬哈是股神巴菲特居住的四線小城，遠離資本市場的噪音和浮華世界的攀比，使巴菲特規(guī)避了媒體的關注和無效的社交，生活穩(wěn)定度極高、變化極小，非常適合長線價值投資；而紐約華爾街因為信息快捷、網絡發(fā)達，比較適宜銀行和券商業(yè)務，美國大投行的總部和大量以短期套利為主的對沖基金都在那里；硅谷則是風險投資的中心 -- 去年市場高峰時，在硅谷不到15英里的半徑里，其擁有的科技公司總市值居然超過了八萬億美金，令人嘆為觀止。正如不同場地，適合不同運動，如果讓巴菲特搬到硅谷、或硅谷的風險投資家遷移到奧馬哈，就如同讓頂級的高爾夫選手和網球冠軍互換場地，對各自的專長是個錯配，對他們的事業(yè)也適得其反。

2、地利--幸福之錨

不夸張的說，無論是資源豐富的大都市，還是溫馨舒適的小城之春，地理的選擇，既塑造你的生活方式，也會成就你的幸福感。

在中國更換地理位置，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相當高，包括戶口、組織關系和人情網絡，需要大量精力重新替換；并且加上中國的地方文化、方言乃至飲食相差極大，需不斷調整才能適應，正如《晏子使楚》里所說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中國人多，競爭相對稀少的資源，就會形成"內卷"，而中國的資源多向大都市傾斜-- 譬如全國名列前茅的985高校有39所，211高校有115所。按照2022年985大學的錄取率，除了北京(7%)、上海(6.9%)、和天津(6.1%)三大直轄市的錄取率超過5%，全國平均錄取率僅2.1%，有98%的學生會被淘汰；2022年，北京211大學錄取率高達14.0%，全國第一，上海為第二(13.6%)，而全國考生的錄取比例僅5%，廣東盡管經濟體量全國領先，但其錄取率卻在全國墊底，僅有2.7%! 另一方面，醫(yī)療資源的差距也相當明顯 -- 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的人口占全國5.9%，而三甲醫(yī)院數量卻占了全國的15.6%；相比之下，河南、河北作為大省(占全國人口的12.2%)，但其擁有的三甲醫(yī)院僅為全國的7.2%，如果按每百萬人擁有三甲醫(yī)院的密度來比較，四大一線城市是其4~5倍! 這些優(yōu)越的醫(yī)療和教育設施，會幫助大都市形成強大的虹吸效應，吸引更多的優(yōu)質人才落戶(比如每三個上海的常住人口中，有一個來自于外地)，帶來更多高端企業(yè)的入駐，因而促進了本地的消費、投資和財政收入，從而使當地有更多資源來投資醫(yī)療、教育等設施 -- 環(huán)環(huán)相扣，形成正向的飛輪(flying wheel)效應。

要判斷一個地方是否興旺，人才的凈流入往往是個領先指標-- 維也納成為古典音樂之都，貝多芬、莫扎特、海頓、斯特勞斯父子、和肖邦如璀璨群星一樣點綴過那里，維也納愛樂在金色大廳舉辦的新年音樂會，成為每年全球音樂界的華麗亮點；現代繪畫(譬如印象派)誕生在巴黎，吸引了畢加索、莫奈、高更、夏加爾和馬蒂斯等一大批先鋒藝術家(avant-garde)，中國的現代大師們 -- 如徐悲鴻、林鳳眠、吳冠中、常玉和趙無極，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yǎng)，融匯中西，形成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而佛羅倫薩孕育了文藝復興，"三巨頭"達芬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等在那里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杰作，催化了文藝復興，改變了歐洲、甚至世界的軌跡。地利凝聚人和，而人往高處走，人才輩出是判斷一個地方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標。

除了人才以外，資金流向是甄別地利的另一個顯性標識-- 資本先生仿佛是個非常情緒化的男士，風險厭惡度極高，而且是被寵慣的，誰對他好、他就投入誰的懷抱。據我們估算，過去20年里，中國的資本市場擴容了驚人的30倍! 而香港成為了吸引國際資本的主要通道，常年有約七成的國際資本通過香港進入中國。之前常被問到，如何能讓國內城市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變得更有競爭力、吸引力? 如果能做到以下幾點 -- 1) 假如當地居民能夠自由兌換外幣；2) 最高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到約15%；3) 私人一旦購買房產，不再只有70年使用權、而是永久擁有；4) 把當地護照出國免簽的國家從目前的70多個提升到170個，讓國際交流通行無阻。這樣的城市會不會讓大家更趨之若鶩？沉思之余發(fā)現，中國已經有這樣一個城市 -- 它的名字叫香港。

歷來的地理選擇，常不外乎兩點，一是為了趨利，二是為了避害--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都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更好生活的追求，即使離鄉(xiāng)背井、冒再大的風險，也要找尋新的機會、逆天改命。與之對照，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因為動亂而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人口(尤其是士族和讀書人)的南遷，包括1) 西晉末晉元帝司馬睿渡江，在王導、王敦兄弟的扶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2) 唐“安史之亂”后，中原士庶避亂南遷，建立南唐；和3) 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立南宋。近代歷史上，香港出現過三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也是因為風險規(guī)避；二戰(zhàn)時，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遍，帶著行李、小孩，奉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可見，在動蕩的大環(huán)境里，時代的一?；覊m會成為每個人、每個家庭的一座大山，而為了尋找一個安全的居處，需要付出何其艱難的代價!

地利的形成，除了自然條件外，極大程度上還與人文及制度有關-- 譬如上海所以被稱為魔都，有著深厚的歷史原因，它吸收了多國的文化元素，融合成了其獨特的雞尾酒文化。在全球所有城市里，上海地鐵里程世界第一，摩天大樓數量第一，口岸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一，咖啡店的數量也是第一；當年的法租界，現在成了知名的網紅區(qū)，而以外灘為核心的英租界，是匯豐和AIG(友邦保險的前母公司)等知名國際領袖的發(fā)祥地，與陸家嘴交相輝映，成就了中國的金融中心，形成了"海派文化"的獨特魅力(請參見作者的前作，"我和我的家鄉(xiāng)")。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深圳，因為政策優(yōu)勢，它從一個漁村一躍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特區(qū)，在1980年特區(qū)剛成立時，其GDP僅為2.7億元、人口僅30多萬，而到去年底的短短42年里，其經濟體量增加了驚人的近一萬兩千倍! 當我們驚嘆于"春天的故事"的同時，應該認識到，深圳崛起的核心不在于地理優(yōu)勢、而在于制度優(yōu)勢 -- 尊重市場、尊重創(chuàng)新、尊重規(guī)則，把人們的創(chuàng)造力和致富熱情充分激發(fā)出來，從而造就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在目前的大環(huán)境下，應如何看待地理的選擇? 有幾個觀察可以分享：

第一，地點的選擇要幫助對沖-- 目前的大環(huán)境充滿了不確定性(無論是經濟前景、還是國際沖突)，所以要盡量選擇和營造平穩(wěn)安定的小環(huán)境，把風險最小化、穩(wěn)定性最大化，才可以讓小環(huán)境的相對安定來對沖大環(huán)境的波動；如果小環(huán)境也同樣動蕩，那不是對沖，而是共振，會造成內外雙重的沖擊。

第二，Peter Thiel在其著作《從0到1》中指出，從0到1，需要創(chuàng)新，而從1到100，則需要全球化。科技的進步 -- 無論是第2次工業(yè)革命帶來的交通便利、還是第3次工業(yè)革命促進的通訊的發(fā)達，曾使地域差距逐步縮小；但目前地緣政治沖突引發(fā)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使地域差距再次被放大，既然天時最難把握、人和其次，就一定要牢牢把握好地利這唯一有相對確定性的選項。

第三，地域選擇非常個性化，每個人均有不同標準，如同穿鞋，旁人可以評價鞋子是否漂亮，但穿在腳上是否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內心的舒適度和幸福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衡量指標。根據80/20定律，如果80%的幸福感是由內心營造的話，環(huán)境會貢獻余下的20% -- 對多數人而言，大到選擇常住的國家、城市，小到棲息的社區(qū)和周邊環(huán)境，都會成為你記憶的一部分，無論美好、無論糾結；能改變的是你生活的小環(huán)境，不會改變的是你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夢想和信念還在，就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

作者簡介：

季衛(wèi)東博士為“全明星投資基金”的創(chuàng)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該基金專注于投資中國新經濟行業(yè)的冠軍，并通過其吸引的“明星投資人”為企業(yè)帶來增值。目前管理超過百億人民幣等量的境外資產，已投資的領袖企業(yè)包括小米、滴滴出行、商湯科技、滿幫、陸金所、Grab(東南亞的“滴滴打車”加"美團")、途家（中國版的Airbnb）、哈啰出行、豐巢、天鵝到家(即“58家政")和Fiture(中國智能健身業(yè)領袖)等。季博士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及亞洲互聯(lián)網和科技行業(yè)的投資研究負責人，參與眾多知名企業(yè)的上市工作，包括騰訊和阿里巴巴等；他在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并被“金融時報”評為亞洲軟件與服務產業(yè)第一的選股專家（No. 1 Stockpicker)及Asiamoney軟件和互聯(lián)網業(yè)的亞洲第一團隊。他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MBA學位(院長名譽榜)，他從復旦大學獲得學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