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巧，給一家媒體打電話時，無意間聽說編輯也畢業(yè)于河北大學中文系，且是同師之弟子。這不由地讓我又想起“老中文系”的先生們。為什么說“老中文系”？因為1995年5月，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3個專業(yè)，從中文系分離出來，組建新聞傳播學系，即后來的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中文系也升格改建為河北大學文學院。這里說的“老中文系”，主要是指兩個學院“分家”前的大師們，他們大都已離休退休，不少已仙逝——離我們遠去了！

1970年我上學那會兒，正趕上河北大學因戰(zhàn)備疏散的號令，整體從天津市遷往河北省。學校本部和理科系遷往保定市，而文科幾個系臨時遷往邢臺市東北方向約30多公里的唐莊農(nóng)場“暫棲身”。半年后，中文系又搬到保定市工農(nóng)路省哲學研究所的舊址“再棲身”，七個月后才搬到學校南院的文科樓。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我的大學生活也是在這動蕩中完成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的大學第一課是在前馬場上的”。前馬場，是當時河北省邢臺縣太行山區(qū)的一個小山村，也是我上大學后野營拉練的第一個宿營地。當時到達宿營地時太陽已經(jīng)落山。在一家農(nóng)民的炕頭上，中文系《野營戰(zhàn)報》編輯部開始辦公，我的第一節(jié)新聞寫作課也“開課”了。寫作教研室的謝國捷、吳庚振、張瑞安老師臉顧不上洗，立即坐在炕頭上審看編輯稿子。我是《野營戰(zhàn)報》的通訊員，稿子是收集來的師生們拉練行軍中的好人好事。謝老師字寫得好，就戴上老花鏡刻蠟板，我則在張老師的指導下油印和發(fā)行戰(zhàn)報，幾乎每次都是工作到深夜?？吹嚼蠋焸兊木礃I(yè)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我深受感動，暗暗下定決心，要像老師們那樣，心中“有顆紅亮的心”。

說起來我和謝國捷老師特有緣分。野營拉練結束后，學校提倡工農(nóng)兵學員“上講臺”。我遵照系領導和老師的要求，走上講臺匯報了我在公社當通訊員時，為農(nóng)民代言、在群眾“說說道道”的基礎上寫作小評論的體會。我當年執(zhí)筆寫的小評論，曾登上《人民日報》《河北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媒體的《工農(nóng)兵論壇》欄目。我匯報后，謝老師給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鼓勵。他結合我寫的《越忙越要走群眾路線》（載《人民日報》1969年12月2日二版）、《“鋤把子”與“印把子”》（載《河北日報》1969年11月2日二版）等小評論，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詳細講解闡述了如何寫評論、怎樣寫好評論的問題，使我和同學們深受教育，深受啟發(fā)。今天回頭看當年我寫的一些文章，雖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和局限，但主流基調(diào)屬于應當繼承和賡續(xù)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如群眾路線、干部參加勞動，今天仍在提倡，讀來仍有教育意義，是“鄉(xiāng)村記憶”不可或缺的一份教材。

當然，謝國捷老師對河北大學最大的貢獻，是他帶領以及與接棒傳承的河北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吳庚振等老師，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克服種種困難，創(chuàng)建了河北大學新聞專業(yè)，使其從中文系下屬的一個專業(yè)，發(fā)展為新聞系，再發(fā)展為新聞傳播學院，并擁有了一級學科博士點，成為河北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基地。

特殊的年代和學校搬遷的經(jīng)歷，凝結出了真摯純潔的師生情誼。河北大學是名師薈萃的名校。我上學時中文系令人敬仰的大師們，除大名鼎鼎的顧隨教授已仙逝外，其他名師大都健在。當時辦學條件很艱苦，新招的首屆74名工農(nóng)兵學員，按部隊建制編為“一個連”，兩名輔導員老師叫“連長、指導員”。連長孫云，指導員張登嶺。教師（包括教授）也分到各小組（如我在的二組叫“二班”）和同學同吃同住。野營拉練時，二班男同學就和趙元平老師同吃一鍋飯、同睡老鄉(xiāng)的一個大炕。晚上值班的同學燒了一盆熱水，供大家先洗臉、后泡腳。同學們讓趙老師先泡腳，趙老師說什么也不肯。最后無奈只好一個同學和趙老師一起泡腳。趙老師樂哈哈地說：“這樣好，師生腳碰腳，心連心。”一句滾燙的語言，道出了親密無間的師生情！在工農(nóng)路省哲學研究所舊址搬回學校南院文科樓時，王蔭農(nóng)老師的腳崴了，犯了難。因為從工農(nóng)路到總校當時沒有公共汽車，再說王老師個子不高，肚子比較大，坐公交進車門也需后面推一下。一班韓占開同學急老師所急，幫老師所需，不知從哪里借來一輛板子車，拉上王老師的行李，把王老師扶上車。其他同學拉的拉，推的推，保護著王老師安全到了總校。王老師感動地連聲道謝說：“同學們真好，勝似兒女??！”幾十年過去了，多少往事都如過眼煙云，漸漸淡忘了。但這些師生赤誠的情誼卻記憶深刻，歷歷在目，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頭腦里的影像也更加清晰！

當時就感到，我們的學制太短，特別是“四人幫”的干擾，學校整體搬遷，又耽誤了一些時間。記得最后一學期，我們幾乎上下午都在補課，甚至晚上也有“講座”，比“填鴨”還填鴨。著名的大師高熙曾先生、黃綺先生等名師，都親自為我們上課。記得教外國文學的一位女老師，大概姓徐，系里本來沒安排她上外國文學課，但同學們有要求。我是班里的學習委員，找到徐老師反映，沒想到她答應得那樣干脆：“行，好！”為了避嫌，晚上時間就用“講座”的名義，“自愿參加”。同學們的積極性非常高漲，用當時的說法是“背著大口袋來裝知識的！”大家拼命地讀書、記筆記；老師們的積極性也很高，有求必應，恨不能把滿腹學問都“傾倒”給學生，哪怕一時理解不了、消化不了，也為日后學習開啟了個好頭、是走出學校后再學習再深造的一個索引。有兩件事今天仍記憶猶新：

——讀了第一本“禁書”。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當時還被列為禁書。那時系里的圖書館還沒開放，一天我從圖書館走過，看到博學多聞、被稱為中文系“活字典”的大師韓文佑先生在整理圖書，就悄悄“溜進去”讀書，恰巧看到了丁玲這本書，心想這本書曾獲斯大林文學獎，為什么列為“禁書”？就一目十行的抓緊時間讀起來。溫文爾雅的韓老師看我愛讀書，就走過來和聲細語為我介紹小說的梗概、人物、語言特色等，末了說了句話讓我大喜過望：“你喜歡，可以拿回去讀，不要宣揚……”

——學會了寫雜文隨筆。博學多才的高熙曾先生，當時教魯迅雜文。一天我讀到魯迅先生的《搗鬼心傳》，偶有所感。聯(lián)想到林彪、陳伯達一類騙子明里喊著“一句頂一萬句”，暗里搞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就試著寫了篇《搗鬼家的破產(chǎn)》的雜文，多次上門求教高先生。當時高先生住在大操場旁邊的一間小平房里，門前雜草叢生。老人家詳細地分析我文章的問題，諄諄地進行指導，還親自動筆修改。后來此文被系里辦的一個內(nèi)部刊物發(fā)表，河北日報副刊不知怎么看到了此文，選登于1972年9月12日四版。后來此文還被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論說文集《上下求索集》。

還有許多大師、老師們教過我們，輔導、幫助過我們，正是因為他們嘔心瀝血、盡職盡責地為我們傳道、授業(yè)、解惑，幫我們“遮風擋雨”，排除種種干擾，才使我們在非常困難的環(huán)境下完成了學業(yè)?；赝麃頃r路，我深深懷念河北大學老中文系的大師們，他們的師德風范讓我終身受益，他們的精神永遠激勵我擁抱新時代，開創(chuàng)美好未來！

作者：張錫杰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