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光華：粵隴文物精品聯(lián)展”3月24日至6月26日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

展覽由廣東省文物局和甘肅省文物局指導，廣東省博物館(廣州魯迅紀念館)與甘肅省博物館聯(lián)合主辦。展覽以時間順序為脈絡，以最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史料文獻為基礎，分為“絲路之興”“絲路之盛”“絲路之光”三大部分，遴選兩地文博單位文物藏品逾500件，許多珍品是第一次在廣東亮相。

傳播與再造

“蜻蜓眼”玻璃珠的世界之旅

廣東省博物館的專家指出，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又派出使臣前往南海諸國，從此，東方和西方頻繁交往。隋唐時期，中國歷史進入第二個大一統(tǒng)王朝時代，位于西北重地的敦煌和南方大港的廣州，在絲綢之路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宋元時期，西北各族交融發(fā)展，南方海貿(mào)也日漸繁盛。十五世紀后，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甘肅嘉峪關與廣東粵海關成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在歷史的關鍵節(jié)點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既各自發(fā)展又彼此呼應，共同將古代中國推向世界。

展覽中的“蜻蜓眼”玻璃珠是一種見證絲綢之路交流的重要文物。在展覽中，我們能看到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戰(zhàn)國時代(公元前476年—前221年)“蜻蜓眼”，也能看到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西漢早期(約公元前1世紀)“蜻蜓眼”。這種玻璃珠最早制作于公元前16世紀埃及地區(qū)，多作護身符之用。它經(jīng)歐亞草原向東傳入中國，約公元前500年傳入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這件為中國原產(chǎn)，見證了西方工藝中國化以及在國內(nèi)從北向南傳播的過程。

西北與嶺南 “熊造型符號”的高度一致性

位于中國西北的甘肅，是“陸上絲綢之路”必經(jīng)的交通要道;位于華南地區(qū)的廣東，擁有“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貿(mào)易港口。它們相隔千里，又息息相關。通過這個展覽，我們能了解甘肅河西走廊和廣州通海夷道的歷史與淵源，更能深入體會同一時空下跨地域的思想技術傳播和交融互鑒的文化歷史。

如廣州市南越王宮署遺址出土的熊踏跺磚。將它和甘肅省酒泉市下河清農(nóng)場采集的熊踏跺磚對比來看，就更能體會特定文化符號時空傳播的范圍。熊寓意著勇猛和強悍，商周時期已是常用的裝飾題材。至秦漢時期，熊的藝術造型更加豐富多彩，代表著擁有者特殊的身份地位。兩地發(fā)現(xiàn)的磚紋飾皆作熊正面踞姿狀，可見無論是西北，還是嶺南，都采用圖案造型相近的建筑構件，體現(xiàn)出漢代諸侯等級制度、禮儀的一致性。

甘肅省出土了不少唐代駝俑明器，說明了當時駱駝跟其他牲畜一樣都是財富的象征，反映出河西走廊的日常生活中商業(yè)和農(nóng)業(yè)并重。而廣州也曾出土很多胡人形象的俑，反映類似的“外國人”在漢唐時的嶺南之地也很常見。

互鑒與交融 “波斯錦”也曾影響中國絲綢

應該看到，無論“陸絲”還是“海絲”，東西之間的交流很多情況下都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過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地的文化面貌，也因這種互動而更加豐富。

大家所熟知的絲綢之路上的幾種重要貨物，在展覽中都有與眾不同的呈現(xiàn)。比如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唐代鴿子紋錦殘片，極富寫生風格，體現(xiàn)出新穎的趣味。省博的專家指出，雖然中國古代絲綢品種繁多、色澤絢麗、工藝精巧、技藝高超，對世界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絲綢不僅是中國的單向輸出。隋文帝就異常喜愛來自中亞的“波斯錦”，命人積極學習，反過來促進了中國絲織技術的發(fā)展。

又如廣州大馬站景豪坊工地出土的南漢時期波斯藍釉陶瓶。波斯藍釉陶瓶多數(shù)作為香油、葡萄酒、薔薇水等液體的儲運容器，大多是唐五代時期從西亞引入。它們的發(fā)現(xiàn)，豐富了在中國的陶瓷文物的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