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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賀子珍分手 是因為江青“插足”么?

毛澤東與賀子珍

1936年,毛澤東與賀子珍在陜北

毛澤東與賀子珍

1937年春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

毛澤東與賀子珍到底何時相識的?

對這個問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一書是這樣記述的:

1928年6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做報告。事也湊巧,這次會議在永新縣城舉行,子珍是團的支部書記,參加了這次會議。散會后毛和她閑談起來,他們共進晚餐,吃了兩只雞,喝了兩瓶酒。

兩天后,子珍幫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沒有走。第二天吃早飯時,毛對此事毫不隱瞞,“賀同志和我相愛了”。毛對同事們說。〔美〕R特里爾著:《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5頁。

據(jù)《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賀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賀子珍》等著作記載,上述這段記述有以下明顯的錯誤:

第一,毛澤東與賀子珍相識,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在江西寧岡縣東源鄉(xiāng)大倉村一戶姓林的人家中相識產(chǎn)生愛情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與袁文才在江西寧岡縣東源鄉(xiāng)大倉村一戶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會見時,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了手下的部將后,還向毛澤東介紹了賀敏學和賀子珍。

賀子珍當時年僅18歲,年輕貌美。毛澤東見到賀子珍,以為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將的女兒。

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說:“她是中共永新縣委委員。”

毛澤東連聲說:“看不出!看不出!”

毛澤東詢問了賀子珍的姓名后說:“哦,祝賀的‘賀’,善自珍重的‘自珍’!”

這次會面后,賀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個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而這天回到家里,他格外興奮,話也多起來。他給妻子謝梅香講述了這次會面的情景,一面講一面笑。他還對賀子珍說:“我看革命高潮要來了,有了毛委員的領導,我們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賀子珍受袁文才情緒的感染,也很高興,一再發(fā)表見解,暢談將要到來的革命高潮會是個什么樣子。

特別應當說明的是,自從毛澤東率領隊伍來到井岡山后,井岡山變樣了,沸騰了!毛澤東利用在此養(yǎng)傷的機會,經(jīng)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傾談,連患瘧疾尚未痊愈的賀子珍也找過幾次,聽取她的意見。

就這樣,袁文才同毛澤東熟悉以后,對毛澤東非常敬佩,覺得毛澤東的住處離自己太遠了,商談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讓毛澤東住到茅坪的八角樓。

八角樓離袁文才的家只有幾步之遙。毛澤東外出找人談話或到河邊散步,都要從袁文才的家門前經(jīng)過。那時賀子珍瘧疾初愈,身體虛弱,有時坐在袁文才家門口曬太陽。毛澤東在此經(jīng)過,見到了賀子珍都要走過來講幾句話,問她身體恢復得怎樣,態(tài)度非常和藹親切,給賀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澤東與賀子珍接觸的機會更多。特別是賀子珍在江西永新縣煙閣鄉(xiāng)黃嶺村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到九隴山工作期間,毛澤東在九隴山住了一個星期,他們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賀子珍佩服毛澤東的才智學識,毛澤東喜歡賀子珍的俏麗堅強。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們產(chǎn)生了愛情。

他們相愛后公開同居,則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見,上述說他們相識幾天便公開同居,是不符合真實情況的。

毛澤東與賀子珍到底何時結婚的?

1992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記載,賀子珍于1928年同毛澤東在井岡山結婚,見《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87頁。沒有具體寫是何月、日和詳細地點。

1990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增訂本)記載:

在井岡山,很少有人知道楊開慧。顯然,毛很少談及她和他們的三個兒子。盡管如此,直到1930年,聽到開慧被害后,他才和子珍正式結婚。

〔美〕R特里爾著:《毛澤東傳》(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6頁。

此記載說毛澤東直到1930年才與賀子珍正式結婚,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其實,1929年6月3日,毛澤東率兵二打龍巖時,賀子珍便分娩生下一個女孩。因此,不可能是1930年才結婚。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增訂本)記載:

1928年5月的一天,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茅坪洋橋湖的八角樓結成了最親密的革命伴侶。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0頁。

1989年9月,中共永新縣黨史辦公室編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書記載:

1928年5月的一天,天氣晴和,陽光明麗,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茅坪洋橋湖的八角樓上結婚了。

1992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賀子珍的路》一書記述,毛澤東率領部隊“三打永新”之后,與賀子珍在江西永新縣澧田鄉(xiāng)的塘邊村,終于結合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么儀式,更沒有擺酒祝賀,在那樣艱苦的年月,只能一切從簡。熱心的袁文才做了幾個菜,大家熱鬧一下,就完了。”王行娟著:《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0頁。“三打永新”,是在1928年6月23日。

著名的譚政大將,是湖南湘鄉(xiāng)人。他從秋收起義、“三灣改編”以及上井岡山開創(chuàng)革命根據(jù)地,一直跟隨毛澤東征戰(zhàn)。特別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擔任前委書記期間,譚政任前委秘書,對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情況比較清楚。毛澤東和賀子珍操辦婚事時,將毛澤東的行李從原來的住處搬入新房,就是譚政負責辦理的。他在回憶文章《難忘的井岡山斗爭》中說:

毛澤東同志與賀子珍結婚是在夏幽,是1928年4~5月,熱起來了,穿件單衣,結婚很簡單,沒有儀式,沒有證婚人,從夏幽退出以后,兩人就是夫妻關系了?!毒畬礁锩鶕?jù)地》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縣夏幽區(qū)。塘邊村,就屬于夏幽區(qū)。上述譚政的回憶,對毛澤東到夏幽的日期只說了一個大概。

而當時在中共夏幽特別支部工作的徐正芝,在《憶塘邊的革命斗爭》一文中說:“1928年古歷4月27日,毛司令率紅軍來到我們塘邊村。”徐正芝:《憶塘邊的革命斗爭》,《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1928年古歷4月27日”,亦即1928年6月14日。

1959年7月9日,原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在廬山與賀子珍徹夜長談時,曾向賀子珍提出這個問題。

賀子珍告訴水靜:“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結婚的,當時還不滿19歲。”水靜著:《陪賀子珍上廬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2頁。

賀子珍還告訴水靜:自從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領工農(nóng)革命軍進入井岡山地區(qū)之后,她就回永新做群眾工作了。主席“大力經(jīng)營”永新時,她就經(jīng)常跟著主席進行調查研究。后來,主席根據(jù)此調查研究寫了已經(jīng)丟失了的《永新調查》。他們在工作中逐漸建立了感情,是于1928年6月龍源口大捷之后結婚的。水靜著:《陪賀子珍上廬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3頁。

龍源口,位于江西寧岡縣城東北26公里處的七溪嶺北面,是井岡山的門戶之一。龍源口山谷中有一小河,河中有一龍?zhí)?,水清見底。河上的單拱石橋,名為龍源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間。龍源口山谷,里寬外窄,地形險要,爭戰(zhàn)之時,只要占據(jù)了谷口,就如鎖住了布袋口。

1928年6月,江西反動軍閥楊池生、楊如軒,遵照蔣介石的命令,帶領5個團的兵力,伙同湖南軍閥吳尚部向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進行聯(lián)合“會剿”。

6月20日,毛澤東同朱德、陳毅在寧岡古城召開紅四軍連以上干部會議,作戰(zhàn)斗部署。

6月21日,毛澤東率紅軍第三十一團三營往永新縣西鄉(xiāng)龍?zhí)?、潞江一帶,發(fā)動群眾騷擾贛敵,并鉗制湘敵。

6月22日,毛澤東在永新西鄉(xiāng)寫信給駐寧岡新城的中共紅四軍軍委,通報贛敵由永新出動向寧岡猛進,并提出破敵的策略。

6月23日,毛澤東在寧岡新城指揮戰(zhàn)斗。紅四軍主力在永新與寧岡邊界的新、老七溪嶺、龍源口一帶,在赤衛(wèi)隊、暴動隊配合下,經(jīng)過激烈戰(zhàn)斗,殲滅贛敵一個團,擊潰兩個團,乘勝第三次占領永新縣城,粉碎了贛敵第四次“進剿”。

6月26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禾川中學主持召開紅四軍連以上干部、地方黨和地方武裝負責人會議,總結龍源口戰(zhàn)斗的經(jīng)驗,研究紅軍短期分兵發(fā)動群眾的問題。會后,毛澤東率紅三十一團一營到永新縣夏幽區(qū)澧田鄉(xiāng)塘邊村一帶搞調查研究,同先期在塘邊工作的賀子珍會合。

6月30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lián)席會議,討論研究鞏固和發(fā)展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各項工作。

7月初,湘敵吳尚第八軍,會同贛敵胡文斗第六軍、楊池生第九師,一起進攻湘贛邊界。根據(jù)這種情況,毛澤東、朱德和陳毅在永新縣城召開紅四軍軍委擴大會議,研究部署迎擊湘敵,阻止湘贛兩敵會合的問題。會后,毛澤東根據(jù)會議決定,率紅軍第三十一團迎擊即將進入永新的贛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緊密配合,粉碎敵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會剿”。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與賀子珍舉行婚禮結為革命伴侶,無疑是1928年6月,其地點是在江西永新縣夏幽區(qū)澧田鄉(xiāng)塘邊村。具體是在哪一天結婚的,準確的說法應該是1928年6月27日或28日。

1929年6月,在紅軍第二次打開龍巖后,賀子珍在龍巖生下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后來,又生了第二個孩子,是個男孩,乳名叫“小毛”,大名叫“毛岸紅”。“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龍的“岸”輩;“紅”,則是生于紅區(qū),長大了當紅軍之意。

毛岸紅是何時出生的?

作家出版社于1992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的路》一書記載:

1932年11月,賀子珍在福建長汀的福音醫(yī)院生下一個男孩……在她產(chǎn)后的第14天,毛澤東從寧都來到長汀。

他立即到醫(yī)院探望賀子珍,見她身體這樣不好,很是憂慮。當天,毛澤東就在離福音醫(yī)院不遠的一個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來。王行娟著:《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3頁。

毛岸紅是1932年11月出生的嗎?弄清寧都會議結束的時間以及毛澤東何時從寧都到長汀的,便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對寧都會議召開的時間,黃少群考證認為,這次會議是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幾天。具體說來,召開寧都會議的時間,上限為10月4日,下限則為10月10日。見葉永烈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51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朱德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11頁。和《周恩來傳》的記載,均說寧都會議是于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載:“10月3日至8日間,蘇區(qū)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6頁。

10月12日,中革軍委便根據(jù)寧都會議的決定,向全軍發(fā)出通令:“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見《毛澤東年譜》上卷,第390頁。說明在這之前,寧都會議已結束。

上述對召開寧都會議的具體日期雖然不完全一致,但均認為是10月上旬,其下限無疑是10月12日以前。

10月12日寧都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先從寧都南行兩天到瑞金。在瑞金只途經(jīng)沒有落腳,便從瑞金東行一天到達長汀。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是10月中旬到長汀的。賀子珍“產(chǎn)后的第14天,毛澤東從寧都來到長汀”。據(jù)此推算,賀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紅的。由此可見,說賀子珍在11月生下毛岸紅,是有誤的。

是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系破裂的么?

過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1937年,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是因為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這樣說:“賀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當面大罵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與賀子珍大吵大鬧。而毛澤東喜新厭舊偏愛江青,大發(fā)雷霆指責賀子珍。賀子珍一氣之下離延安出走離開了毛澤東。”社會上是這樣流傳的,而報刊發(fā)表的文章,有的也這樣說。

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家世》記載,江青于1937年8月底從西安途經(jīng)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達延安,先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根據(jù)當時黨中央的規(guī)定,從敵占區(qū)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別是黨員,不論是誰都應進行審查。江青到延安后,為了審查她的黨籍問題,讓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長時間,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了她的黨籍問題,才結束審查,讓她于11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這之前,江青不可能單獨接觸毛澤東。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后,為了發(fā)揮江青的專長,將她調到該院任戲劇教師。8月,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再說賀子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國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記載,賀子珍于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1937年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遷到延安,賀子珍隨毛澤東抵達這里。

在延安,賀子珍看到革命形勢發(fā)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尤其是革命理論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統(tǒng)地學習、提高,否則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澤東提出進“抗大”學習的要求。

毛澤東考慮到,“抗大”紀律很嚴,每天要“三操兩課”過軍事化集體生活,而賀子珍在長征途中受過重傷,加上因生孩子失血過多,身體尚未康復,所以不同意賀子珍進抗大學習。

而賀子珍性格倔強,學習的愿望迫切。她對毛澤東說,過去輾轉戰(zhàn)斗在革命根據(jù)地,又經(jīng)過長征,生活那樣艱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過來了,難道在“抗大”學習還堅持不下來嗎?在賀子珍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便同意了。

賀子珍在“抗大”學習,生活是很緊張的。不僅同大家一樣參加了全部的學習課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參加政治活動,住集體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這樣緊張,營養(yǎng)嚴重不良,加上不適應陜北的惡劣氣候,所以便得了嚴重的貧血癥。有一天,她病情惡化,暈倒在“抗大”廁所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停學回家。

賀子珍在家休養(yǎng)期間,又接連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澤東經(jīng)常與美國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產(chǎn)生了許多誤會,使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出現(xiàn)裂痕,關系緊張。

二是賀子珍又一次懷孕,并且經(jīng)常嘔吐。賀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澤東分開一段時間,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

除此,賀子珍身上還有彈片沒有取出來,經(jīng)常疼痛難忍。于是,便想動手術取出彈片,而延安動不了取彈片的手術。因此,她決定去西安,從那里轉赴上海治病,同時做人工流產(chǎn)。

對賀子珍這種打算,毛澤東起初沒有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

就這樣,賀子珍于1937年10月離延安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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